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蔡昉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的一场分论坛上表示，应该用综合政策力度推动适龄女性“愿生”意愿，以生产率分享提高“老有所依”水平。
他认为，老龄少子化时代应该厘清两个误区：其一，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并非控制服务价格，而是将这些服务供给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清单，即由政府承担主要支出责任，进而显著降低家庭支出成本，建立涵盖0~3岁婴幼儿、留守和流动儿童的无缝隙的生育友好型社会；其二，养老保障的主要挑战并非在于资金缺口，无须反复陷入“精算恐慌”。换言之，对于养老，缺的不是资源，而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将这一提升空间精准赋能到老龄群体。
蔡昉会后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进一步解释说，近年来，中国“投资于人”的比重已在逐步提高，但劳动生产率提高经历了一个从人口红利阶段的快速增长期，步入调整阶段的过程。不过，从劳动生产率潜在增长和AI赋能来看，未来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可以跑赢人口老龄化。
“所以，当前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要建成分享劳动生产率的合理机制，通过再分配机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推动社会公平。一旦前述共享生产率成果的机制得以建立，老年人就可以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分享获益，从而提高福利保障的水平。”蔡昉告诉记者。
在他看来，现收现付养老保险是分享生产率的制度形式，应坚持作为第一支柱。此外，也需探讨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水平和普惠性。
既然近年来中国已不断加大“投资于人”力度，为何“十五五”阶段，仍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作为经济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对此蔡昉给出了四点原因：其一，在更高发展阶段，生活品质提高中更大部分靠高质量公共品供给；其二，民生福祉特别是与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相关的民生领域，仍面临诸多短板和堵点；其三，资本回报率下降，人力资本投资报酬则出现递增；其四，制约经济增长主要因素已转变为居民消费，这就要求增加收入和改善分配。
此外，鉴于当前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出现了“削峰填谷”趋势，蔡昉还提到，应该抓住这一资源重新配置“窗口期”，推动不同教育阶段的资源统一调配。
“目前，幼儿园‘入园’人数在减少，普通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数仍在增长，职业教育在中学部分的学生数在减少，高等教育学生未来预计会大增。”蔡昉说。
而要想整合不同教育阶段的资源，在蔡昉看来，难点在于不同教育阶段的资源由不同部门管理，行政一体化不够强，这制约了教育投入的实质性提高。
展望未来，蔡昉认为，应该让农民工子女全部进入公立校园，儿童早期发展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并推动托幼、学校教育、培训的一体化，实现人人、处处和时时的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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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斯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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