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来，中国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斗争气势如虹，我们真理在手，事实在握，在国际上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危害讲得清清楚楚。眼见真相越辩越明，一些日本官员开始装可怜了，他们说日本是“和平国家”，“新型军国主义”是中国强行给日本扣的帽子。在大事大非面前，道理必须反复讲透。今天准备挖一挖历史病灶如何催化日本的战争冲动。
▲日本战争冲动背后，是根深蒂固、从未革除的历史病灶。
一、历史上，日本经济每陷低谷，战争阴影便随之而来
明治维新至一战期间，日本经历了“穷则向外”的资本原始积累。1853年西方“黑船来航”，日本为避免沦为殖民地，强行推行激进的近代化改革。结果，1873年的地税改革与《征兵令》激化了农民与政府的矛盾，1876年“秩禄处分”和“废刀令”又使数十万武士失业，引发西南战争等一系列士族叛乱。
为转嫁内部危机，1881年，以失业士族为主的右翼团体“玄洋社”提出武力侵略邻国的主张。此后，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清政府榨取巨额赔款，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日俄战争后，日本割占南库页岛、经营南满铁路并吞并朝鲜，建立起了自己的殖民网络。一战期间，日本又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强占了德国在山东等地的“利益”。
▲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仅日本军费就赔款白银2亿两。
对外侵略带来的巨额经济收益，让军国主义思潮得势，“战争即国运”“侵略即繁荣”的逻辑也逐渐嵌入日本社会的观念之中。这都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化与全面侵略战争奠定了路径依赖。
一战结束到二战前后，大萧条再次催生了“战争怪兽”。一战后，日本接连遭受了两次严重的经济打击。1927年，日本爆发“昭和金融危机”，大批银行与企业倒闭。1929年华尔街股灾引发全球大萧条，又猛烈冲击日本，导致其赖以生存的生丝出口全面崩盘，物价暴跌、农村凋敝。
日本社会思潮随之急剧畸变，整个国家又涌起通过绝对政治垄断与对外暴力，转嫁国内经济困局的恶浪。在“扩张自救”的狂热下，军部少壮派直接动手，1932年刺杀了首相犬养毅，1936年又发动政变血洗内阁，把财政大臣高桥是清打死在床上，内大臣斋藤实射杀在走廊。
▲1932年5月，日本海军少壮派军人闯入首相官邸，刺杀了护宪运动领导者、时任首相犬养毅。
夺取政权的军部法西斯体制，就像挣脱封印的伏地魔。他们大肆煽动极端民族主义，从“满蒙生命线”到“大东亚共荣圈”，企图用武力让中国及东南亚全面沦为日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这种由经济崩溃倒逼而出的战争怪兽，最终将日本推向了全面侵华与太平洋战争的深渊。
二、当下，日本内忧外困，滋生“新型军国主义”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彻底破裂，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从内部看，日本经济长期在通缩与低增长的泥潭里挣扎。少子化危机持续加剧，新生儿数量连续多年创新低，2025年出生人口仅约67万人，比2024年减少约1.5万人。而65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超过3620万人，占总人口近30%。与之伴生的是劳动力极度短缺、社保支出激增、国内市场萎缩。政府依赖举债维持运转，债务总额飙升至GDP的约230%，远超国际公认的60%警戒线。
从外部看，随着全球经济格局重构，全球南方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日本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优势逐步弱化。在汽车制造、电子信息传统优势产业中的地位被逐渐赶超。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也错失先机。
内忧外困让日本社会弥漫着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焦虑，这也为右翼势力坐大提供了土壤。在对内改革不力的情况下，以战争经济的“劣币”驱逐和平发展的“良币”，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冲动日益明显。比如，渲染周边安全紧张，借“外部威胁”说辞飙升军费，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一步步架空和平宪法的制度约束，军工产业借机快速膨胀，扩军备战的实操举措接连落地。
三、为什么日本难以跳出军国主义的魔咒？
深层次的原因是日本根深蒂固、从未革除的思想毒瘤。
一是“神选之国”。日本军国主义最核心的幻觉，就是“皇国史观”。说白了，就是觉得自己是“神国”，天皇是“现世神”，日本统治全世界是天经地义的事。
早在公元8世纪的《日本书纪》里，就已经有了“神武天皇”“掩八纮而为宇”的说法，后来更被日本军国主义政权扭曲为“征服世界、归于一统”的扩张口号。
明治维新之后，政府通过《教育敕语》《军人敕谕》，把这套“神国论”灌进了日本人的脑子里。打仗成了“圣战”，甲午战争是“征清”，侵华战争叫“膺惩暴支”——换个名字，邪恶就成了“正义”。
▲1890年10月，日本明治天皇颁发《教育敕语》，要求人们为“皇室的永存而献身”，并被文部省“下赐”给各个学校，成为强制性的德育教材。
“皇国史观”最可怕的是，它让日本民众觉得，反对战争就是反对天皇，就是“非国民”，所以死心塌地跟着军部往前冲。虽然二战后，日本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自我否认了“现世神”的身份，但“日本特殊论”“天皇象征论”的底子可没那么容易抹掉。右翼势力也从未放弃通过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方式复活“皇国史观”。
二是“耻感文化”。这是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给日本文化类型下的定义。所谓“耻感文化”，说的是一种因罪行败露，怕丢脸而去粉饰掩盖，不承认，不悔改，下次接着犯的扭曲心态。
放到国家层面，就是认为战败投降是耻辱，为了洗刷耻辱，就要美化历史、否定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将参拜供奉甲级战犯、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狡辩为追悼“为国捐躯者”。
这种缺乏自省力的文化特征也就导致，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不是“我们哪里没做好”，而是“谁让我们丢脸了？打他！”把国内不满转化成对外仇恨，通过扩军用强安抚民心。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每次经济危机，都不是向内调整，而是向外扩张。
三是武士道变形。武士道本来是日本武士阶层的行为规范，核心是“为主君献身”。明治维新后，武士阶级没了，但武士道没死，而是被改造成了“为天皇献身”，而且“不计后果、不问是非、绝对服从”。1882年的《军人敕谕》正式把武士道规定为军人的灵魂。
于是战场上出现了反人类的一幕：日本兵不拿别人的命当命，也不拿自己的命当命。“神风特攻队”开飞机撞军舰，在他们看来不是牺牲，是“像樱花一样绚烂地死去”。
▲1945年4月，知览町的女高中生向准备起飞的神风特攻队飞行员挥舞樱花树枝告别。
还记得2026年3月，那个带着31厘米长刀闯进中国使馆的日本自卫队军官村田晃大吗？军国主义对当前日本武装力量的荼毒之深，触目惊心。不敢想象这些自认为在践行“忠君爱国”思想的士官们心中，对于和平还存有几分珍视和敬畏？
四是清算不净。军国主义的这套精神内核、文化特质、行为准则都没有在二战后得到彻底清算。东京审判起诉了28名甲级战犯，执行死刑的只有7人。战争最高责任者未予追究，大批战犯获释后重掌军政大权。东京审判旧址的法官席上，竟被摆上了天皇“玉座”。血债累累的战犯罪人，被后世奉为“英烈”，顶礼膜拜。靖国神社“游就馆”里，一批批日本民众，接受着被篡改、被扭曲的历史教育。
▲日本东京审判法庭旧址，原本法官席最中央位置，竟摆放天皇“玉座”。
军国主义“元神”不死，就随时可以卷土重来。繁荣时期被暂时压制的残灰余烬，一旦遇上经济走弱、社会不满的火星子，就会死灰复燃，再掀波澜。
“和平”只是画皮。如果无法有效遏制“新型军国主义”膨胀，日本军国主义的齿轮转动起来，你我都不能当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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