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被判死刑的抗战老兵李师科，即将被押赴刑场。他换上了崭新的短袖衬衣，理了头发，由两名法警押往行刑地。他看起来有些瘦弱，神情淡漠，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1982年5月7日，台北县秀朗桥下的新店溪里浮起一具男尸。死者叫王迎先，是个开出租车的，被当成土地银行古亭分行劫案的嫌犯抓进去，几天刑求逼供下来，趁着被押出去指认现场时跳了河。
这桩冤死还没凉透，同月，真正抢银行的正主儿在和平西路一间租屋处被按在床上，满屋子的赃款原封未动，此人叫李师科，退伍老兵，五十五岁。
案子反倒要从李师科渡海说起。他是山东人，小时候几乎没沾过书本，认得几个大字而已。抗战年月，先投在张天佐的游击队里打日本人，后来被编入王耀武的正规序列。
1948年济南丢了，溃兵像潮水一样往南涌，他跟着从青岛上了船，先到海南岛，再到台湾。和那一二十万退下来的大兵一样，以为只是暂避，结果一隔就是一生。
1959年，李师科身体垮下来，被军队办了除役。他没成过家，远在山东的亲人下落不明，退伍金也撑不了什么体面日子，就在台北街头修脚踏车、开计程车，挣一顿吃一顿。
那些年台湾的经济正像吹气球一样膨胀，炒股炒地的商人开着进口车到处跑，而李师科这路老兵，连间像样的房子也租不起，逢年过节多半是独个儿就着路灯喝闷酒，只要一提起“那些不公不义的事”，他的眼神就阴冷得吓人。
这股怨气慢慢烧成了一个具体的计划——抢银行。他没有枪，便自己拿钢管、弹簧拼装出一把土手枪。1980年1月7日，他在金华街199巷堵到一名单独值勤的保安警察李胜源，假装问路，突然拔出那把土家伙连开几枪，将人打死后，夺走一支点三八制式左轮。杀警夺枪，只是为了下一步的“大买卖”。
之后整整两年，李师科不动声色，像猎人一样蹲守着猎物。他好几回往土地银行古亭分行跑，拿整钞换零钱，趁行员点数的当口把里面警卫换班、职员座位全摸透了。那家分行警卫常被抽调去护钞，下午三点前后常常空岗，是他眼中最合适的目标。
1982年4月14日下午三点二十分，李师科戴上假发，压低白鸭舌帽，用口罩把脸蒙严实，拎着那支夺来的左轮冲进古亭分行。大厅里果然没有警卫，他举起枪吼着要一千万。
副经理林延湖想要阻挡，他抬手就是一枪，打穿了对方大腿，然后翻身越过柜台，自己动手往编织袋里塞钱，五百三十一万新台币，装了鼓囊囊一袋推后门闪进防火巷，消失在曲曲折折的老巷弄里。
抢到手的钱没有想象中的挥霍。他给自己添了台电视、一个电锅和一把电动胡须刀，再在风月场所花掉大约五万块，全部不过十几万。
剩下的四百万元他裹进牛皮纸，专程托付给三重市的一位老友，交代说万一自己出事了，这钱留给朋友的女儿作学费用。他又买了些出国旅游的书，打算有朝一日出去走走看看，只是这计划再也没能成行。
案子一发，警方悬赏两百万元捉人。起初是错误的情资将王迎先推向了绝路，传言是被检举“长得很像”。刑警队忙着拿业绩，对王迎先用刑，要他吐实。
王迎先扛不住，胡乱认下，等到被押去寻所谓的凶枪时，在秀朗桥上趁隙跳入新店溪淹死。冤死的尸体还在河里泡着，真相已经另开一扇门：李师科那位三重的朋友在两百万元赏金和良心之间摇摆几天，终是把电话打到了警局。
刑警摸上门时，李师科没有跑，枪和钱就摆在屋里，安安静静，好像等着这一刻很久了。案子移交给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5月21日依“连抢而故意杀人”判他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司法机器的轮子转得飞快，判决下来不到一个星期，5月26日清晨，他被押到新店安坑刑场。
那天他穿着看守所发的白色短袖衬衫，刚理过的短发下，脸瘦得只剩一层皮。一百六十出头的个子，体重不到五十公斤，肩膀微驼，两只手被反绑，跪在一排宪兵面前的泥土地上。眼睛蒙上黑布，晨风把远处树叶吹得哗哗响，口令一出，枪声震天。法医上前检视，宣告死亡，终年五十五岁。
街巷的震动，反而从此刻才开始扩散。银行界绷紧了神经，各分行紧急加装警铃和闭路监控，进银行必须脱帽、摘除口罩的规定也从此定下。
王迎先的冤死更催生出一条影响深远的法律变革：被告接受讯问时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在场，刑求逼出来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这便是后来常被提及的“王迎先条款”。
而民间发酵的方向却更复杂。有人把李师科看作是被不公社会逼上绝路的“义贼”，新店无天禅寺甚至出现他的塑像，香火幽幽，透着底层对贫富差距和腐败的无声抗议。
他死后不到一个月，永和便有歹徒持玩具枪闯进银行，落网后坦言就是看了李师科的消息，觉得“他能行，我为什么不能”。模仿犯罪的涟漪，一圈圈荡开。
银幕很快也跟上来，孙越主演的《老科的最后一个秋天》、午马执导的《大盗李师科》，把这个瘦弱老兵的故事搬上大街小巷。所有的纷扰，最终回落到一个朴素的痛处：一个跟日本人拼过命的老兵，最终把枪口对准了自己保卫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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