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
以下观点整理自杨瑞龙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6年7月）（总第85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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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总体表现稳中向好，但有效需求不足仍是主要矛盾
尽管第二季度相较于第一季度5%GDP增速回落了0.7个百分点，但上半年实际增长4.7%，总体符合全年4.5%—5%的预期增长目标。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仍保持相对较好表现，呈现产业结构向新向优、就业和物价总体平稳、外贸表现亮眼等特征，体现出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韧性和增长潜力，显示出稳中向好的整体趋势。
但从最新数据看，内需不足和供强需弱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负增长，5—6月投资环比和同比增长表现仍然偏弱；消费同比增长2.7%，低于预期。为实现全年增长目标，下半年仍需将提振内需作为宏观政策的重要任务。
在分析内需不足的原因时首先需要区分需求与有效需求。新古典主义的需求概念是指需求决定于价格，即需求与价格存在反向关系，这又被称为意愿需求。当前面临的并非意愿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不足。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逻辑，需求不仅取决于价格，还取决于支付能力，即收入，这就是所谓的有效需求。显然，当前内需低迷并非主要由于商品价格过高，而是现实购买能力不足所致。
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首先受到收入约束。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与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直接相关。当前制造业、服务业相对低迷，而制造业、服务业是就业的主力军，就业面临压力，特别是青年失业率更受关注，从而影响了普通家庭的收入增加，同时金融等原来高收入行业收入放缓，也影响了中高端消费的增加。其次，居民财产性收入受到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自2021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下行通道，房地产在居民家庭资产中占比高达70%左右，房价下跌导致家庭资产负债表收缩，居民财富效应减弱，进而制约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有效投资需求同样不足。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迷，特别是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下滑较大。企业投资不仅取决于融资成本，更取决于对未来市场需求和利润回报的预期。在供强需弱和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内卷式”竞争不断压缩企业利润空间，尤其对制造业及中下游企业影响较大。即使利率持续下降，也难以充分激发投资意愿，反映出经济运行中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动性陷阱”特征。
地方政府投资能力也明显下降。过去地方政府既承担规模较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投资，也通过地方国有企业参与经济活动。近年来，受财政收支缺口、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和风险约束增强等因素影响，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减弱，进一步加剧了有效投资需求不足。
二、提振有效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稳定和提高居民收入
消费持续增长需要稳定的收入基础。在价格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只有居民收入持续改善，消费需求才可能实现实质性扩张。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政策选择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切实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提高老百姓的改革与发展的获得感，通过收入提升来提振消费。
第一，稳收入的前提是稳就业。大多数家庭收入来源于劳动就业，因此稳收入首先需要稳就业，既要扩大就业岗位，也要推动工资水平合理增长。稳就业的基础是稳企业，若企业投资和经营持续收缩，就业和工资增长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应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支持实体经济稳定发展，增强企业的就业创造能力。由于民营企业是吸收就业的主力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有助于提高就业水平。
第二，稳定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是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载体。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有助于改善家庭资产负债表和财富预期。房地产还关系企业投资和地方财政运行，其平稳发展对于修复居民信心、释放消费需求具有重要作用。当前仅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来修复房地产市场还是有难度的，我们需要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条件下，政府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推动房地产市场复苏。
第三，把投资于人的政策进一步落地，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提升财政政策刺激消费的能力。财政是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传统上更多关注投资于物，如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而现在强调要投资于人，即更多转向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的开支，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出，提高对农村农民的转移支付，这可以降低家庭在医疗、养老和就业方面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减少预防性储蓄并提高消费倾向。
第四，优化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应推动消费品供给结构升级，丰富新型消费场景，提高生活性服务业质量，更好满足居民多层次、个性化需求。供给质量改善也能够创造新的有效消费需求。
三、提振有效投资需求需要改善供强需弱的宏观环境与提高企业的投资回报预期
为了实现全年4.5-5%的预期增长目标，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速非常重要，因为投资是GDP增长的物质基础。企业是否扩大投资，除了投资成本外，还取决于产品市场的供求状况以及未来价格和利润预期。改善供强需弱格局、促进价格总水平合理回升，是恢复企业投资信心的基础。
第一，继续加大宏观政策的刺激力度。针对近期投资和消费数据偏弱的情况，下半年仍需进一步增强宏观政策的力度和协同性，强化逆周期政策与跨周期政策、增量政策与存量政策、总量政策与结构性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疏通宏观政策的传导机制、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提升总需求，化解供强需弱的宏观环境，提升企业的投资信心与盈利预期。
第二，依靠市场化改革治理“内卷式”竞争。目前内卷式竞争主要发生在制造业、中下游的竞争性行业及中低端服务业，而这些行业是普通家庭的主要就业领域，因此治理内卷式竞争不仅对于提升上述行业的投资需要很重要，而且对于普通家庭稳收入与稳就业也非常重要。治理低价、同质化竞争，不能主要依赖政府的行政干预与扩大支出，而应更多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通过市场机制清理无效和低效供给。为此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硬化硬预算约束，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和投资行为，减少重复建设与低效竞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三，出台一系列稳企业的政策措施。信心比黄金还重要，而提振投资信心与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应进一步减轻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经营负担，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尤其要改善民营企业发展条件，增强企业家信心，推动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扩大有效投资。
第四，恢复地方政府合理投资能力。在高速增长时期，地方政府在扩大投资等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为了发挥地方政府在提振投资方面的有为作用，需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努力解决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及财政亏空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财政体制改革要求，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缓解基层财政收支矛盾；二是应持续推进地方政府债务化解，降低还本付息压力，为地方政府开展必要的公共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创造空间；三是完善对地方政府的正向激励。
第五，以增长动能转换拓展长期投资空间。提振投资不能仅依靠短期政策刺激，还应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相结合，围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转型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形成新的投资增长点，提高投资效率和长期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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